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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葛云慧追问道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首先，当时破产法只适用于有限的主体范围，即全民所有制企业。当时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很少，且非公有企业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的界限也很难划清，难以承担有限财产责任。因此非公有企业或个人不适宜作为破产人。但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变化，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日益显示出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其次，当年的破产法保留了较浓的行政色彩，具有明显的旧体制的痕迹，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够吻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第三，破产法条款规定较为简单，较为粗糙，难以反映破产过程中各种复杂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停顿了片刻，江云皓最后说道，“至于第四点，是破产法实施中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。如社会保障问题、职工再就业问题、破产责任问题、金融机构的转制问题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，使得破产法难以顺利实施，连带着相关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听着江云皓的侃侃而谈，葛云慧的脸色渐渐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对经济法同样有涉猎，破产法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不知道。

        江云皓此时说的东西，完全切中了问题的核心，已经是经济法专业人士才有的水平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仅仅从法律的角度，葛云慧感觉自己都未必敢说有这样的见解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也正是因为破产法存在漏洞，使得当时企业破产清算上，有很多迷之操作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江云皓举例道，“比方说，当时的破产申请，绝大多数由债务人提出，而非债权人；另外，一些债务企业，包括债务企业的行政主管机构及其地方政府，试图利用破产程序规避债务，借破产之名，行废债之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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