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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高罗士就是指的瑞典现任的驻华大使伊凡·高罗士，当然，他这个驻华大使是驻南京的大使，也就是派驻在国民政府那一边的大使。至于说北平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称呼，显然就是“国民党反动派”了，作为瑞典现任的外交大臣，奥斯丁·安登在信函中用“国民党反动派”这个词来称呼国民政府，其立场如何自然是清晰可见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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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情报的原本是由数封信组成的，其中既有安登写给首相古斯塔夫·斯帕勒的信，也有安登与高罗士之间的往来通信，而且，后两者之间的通信占据着绝大多数。

        结合信件书写的日期和内容，不难看出一点，那就是从三月份开始，作为瑞典外交大臣的安登，便要求高罗士尝试着与北平方面建立联系，询问斯德哥尔摩与北平建交的可能性，而在两人往来的最后一封信中，高罗士提到，北平方面已经对两国建交的问题给出了答复：只要斯德哥尔摩与南京断绝了外交关系，北平便愿意同瑞典讨论建交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，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前，瑞典与中国的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，但是，等到苏联一解体，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政策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，而到了维克托重生前夕，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是降到了冰点，瑞典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，其政府的外交立场，也是以反华为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维克托看来，瑞典的对华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，归根结底就是两方面的原因：第一，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，瑞典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，就根本不用考虑中国的立场了，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，被斯德哥尔摩看作是对欧洲的“入侵”，因此，双边关系趋于冷淡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第二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大型企业集团，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中国企业的挑战。不管是华为在5g领域对爱立信的碾压，还是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，亦或是海尔将伊拉克斯踹下全球排行老大的宝座，都等于是在踩瑞典人的脸。有这两个因素摆在面前，瑞典与中国的关系自然好不到哪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未来瑞典与中国的关系，显然不是如今的维克托所应该考虑的问题，因此，有关的念头只是在他的脑子里转了转，很快便被他丢到一边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将手中的文件合起来，交还给麦基宁，维克托笑着问道：“对啦，列昂尼德.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与那个埃克达尔......埃克达尔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埃克达尔·斯文松，”意识到维克托很可能是忘记了对方的名字，麦基宁急忙提示道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对，埃克达尔·斯文松，”维克托点点头，说道，“爱立信公司的副总裁，列昂尼德.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与他谈的怎么样了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维克托口中所说的列昂尼德.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，是沃罗涅日通信研究所的负责人，同时，也是联盟“ЛК”项目的主要技术领导者，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，他所领导的技术研发小组，借助着对外情报局从贝尔实验室获得的技术情报，研发出了一款代号为“ЛК-1”的移动电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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